作者：约舒亚·赞茨 2004年，在美国居住了一年半的爱尔兰人伊恩?克罗里（Ian Kilroy）抱怨说“美国人有个观点，觉得美国人身份比其他国家的人的身份更优越。因为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比别的国家好，美国比别国更安全，更民主，他们对身为“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公民”而倍感荣幸。当然，在缺乏对外部世界了解的情况下拥有这样的想法很容易。因为美国人假期很短，每年只有两周，很少到国外旅行，除了自己国家，很少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们可以不理会作者尖酸的语调和明显不公平的指控。(克罗里可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中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觉得美国是超越民族偏见的世界性国家)但是他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对的，美国人确实觉得自己不一般。 从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敦促他的清教徒同胞建立一个“山上的城市”。在1830年代，法国人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注意到美国精神的一些特征，到1950年代一代拥有共识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没有封建时代的过去因而没有血腥的社会冲突和纷争。所以“美国例外主义”就有强大的市场。托克威尔写到“美国的地位是例外的，可以相信没有另外哪个民主国家有类似的情况。” 最近有些学者对这个持久的观念提出挑战，认为美国并不是可以例外于历史前进的潮流。普林斯顿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的设问句最好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难道美国不是很独特吗？当然是。确实是。即使另外一个国家替换美国，答案也一样。比如“难道阿根廷不是很特别吗？”或者“难道阿富汗不是很独特吗？” 在他的新书《幸运的国家：美国是怎样形成的》（Blessed Among Nations: How the World Made America (Hill and Wang, $24),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正面探讨传统的“美国例外主义”。他反对罗杰斯等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实际上表现出有别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但是他和多数“美国例外主义的支持者不同的地方是把他的观点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全球化不是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的21世纪的全球化，而是19世纪早期的全球化浪潮，当时在各大洲之间资本，劳动力和思想的大流通。 他说美国是在欧洲人的资金和移民为基础而崛起的，但是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让它使用全球的资源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体制和传统。 他的著作的中心观点是美国开始它的帝国主义生涯和欧洲的帝国主义相比同样宏伟壮丽，但是欧洲国家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市场，资源，领土扩张，美国则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西部边疆。因为美国的西进运动不需要大规模的军队和殖民地基础设施，美国和欧洲列强相比中央政府就比较干练，不臃肿。 用罗威的话说，“美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新开发的西部对美国人来说就像欧洲列强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让工业化城市化的东部生产工业制成品。”他继续说区别在于“和其他帝国相比，美国能够非常便宜地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和纽带。而且美国不需要庞大的海军进入像殖民地一样的大草原的中心地带，也不需要与其他的帝国因为殖民地争夺而发生战争。 把美国征服西部和俄罗斯征服土耳其斯坦（里海以东中亚地区）相比，罗威指出俄罗斯的殖民地官员最终已达土耳其斯坦人口的2%，而美国的西部疆土上的人员从来没有超过该地区人口的0.8%。 和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人民不同，美国西部的居民在全国政府里有自己的代表。实际上，在成立国家的时候，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的代表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每个州不管人口多少都有两个参议员席位。因此，在美国，殖民地居民实际上是国家公民，有发泄自己沮丧情绪的出口。 这又和罗威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有关，该观点试图回答大部分美国例外主义者一个经典的问题。1906年德国社会科学家温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非常直接地提出了的问题。罗威的回答是复杂的。他解释说，首先，美国接受了大量欧洲移民，和其他欢迎新移民的国家不同，新大陆吸引了大量背景各异的冒险家和难民。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在阿根廷，意大利人占所有移民的39%。在美国，意大利人只占10%。 由于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移民发现超越各自的种族身份认同建立阶级意识和觉悟非常困难。另外，返回母国的高比例表明许多移民来到美国想迅速发财后再回去。对于这些移民来说，为了长远的工会利益和政治目标牺牲短期的经济目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这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像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科恩（Lizabeth Cohen）讲得更详细，更清楚。但是罗威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承认移民降低了工人工资，他仍然认为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举家搬迁到西部。实际上，1910年，外国出生的西部人口占15%，美国本土的移民占整个西部人口的19%。如果移民没有意志力或者必要的手段建立强大的批评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美国本土的移民能够这样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兴盛起来，比如俄克拉何马的农村地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方式不一样，因为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是集中在城市工人阶级中间的。 如果社会主义（或者更笼统的说，对资本主义的激烈的批评）在美国的不同人群中出现，也就是说西部移民，那么它也产生了参与全国政治的不同的途径。这就是罗威的第三个观点。 在欧洲工人阶级组成强大的社会党，要求福利国家，一个提供应对新的全球经济变化无常的安全网。在美国，那些有动机有能力抨击资本主义发展的人集中在像殖民地一样的西部。他们的愤怒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新来的移民（他们把工资拖下来了）和东部以及外国的金融机构。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1890年的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最强大，最激烈的政治运动。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说民粹主义弥漫着偏执狂的非理性的对英国银行家，犹太人，外国资本的仇恨。这个发现让霍夫施塔特得出结论民粹主义者都是有毛病的人。不过且慢下结论。 对称赞美国单边冒险主义扩张和征服的精神的保守派来说，罗威的描述很谨慎。美国西部或许被过去美好时光的美国人的血汗和眼泪征服了，但是这个征服大部分归功于来自外国投资。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英国也在其他许多地方进行投资。但是总体上说英国购买的政府债券占外国投资的20%到66%。因此资助了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庞大的，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在美国，由于中央政府精干，只有6%的英国资本直接投向联邦政府。60%的资本进入私人企业，铁路公司等，这些公司利用这些急需的资本注入来开拓西部广袤的边疆。 所以当农村的民粹主义者攻击外国资本，东部的公司，远方的资本家的背叛行径的影响时，不管他们的言辞如何激烈，夸张，和狭隘，决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式的激进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激进主义者的要求集中在对公用事业公司，铁路，银行的管理上而不是建立像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 罗威的带有挑衅味道的书带给我们的更多，作者当然没有对美国例外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幸运的国家：美国是怎样形成的》同样具有流畅的文笔和大胆的解释途径，野心勃勃的讨论内容。这些优点让本书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singer, Jr.）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的著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由于这本新书，罗威重新把美国介绍给了新一代的美国人。（吴万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