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之后，基本奠定了南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枢，但并不代表南方就是中国最核心的经济命脉，南方在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制造业、工艺业已经成为百花齐放，而北方因为经济的转移加上常年的兵荒马乱，北方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并且常常需要南方来输血。
中国唐朝以后历代的君王都是采取也北方守护南方，北方为战争付出极大代价，南方却始终欣欣向荣、一片美好；这也逐渐造成南北差异性，北方人口几乎会在每个战争之后，大规模迁移南方，因此，南北人口在元朝时期，几乎华夏人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地区华夏人反而大幅度缩减。
清朝康熙之后，经济又开始从南转移到北，南方经济主要核心在于农业，而清朝时期，世界经济结构从农业慢慢的过渡到工业、矿业；北方拥有丰富的矿产，并且一大批北方商人利用资源，逐渐实现了经济飞跃。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原因
1、政治方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2、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国家政策：统治者相对宽松的政策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
4、交通：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5、金融：货币、金融机构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政治稳定和开明，开放自由之风迎来繁荣盛世，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海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达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世界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开放、双向交流、海陆并举、范围广及整个文明世界是促进隋唐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的显著特点。
隋朝开凿大运河和唐朝漕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运交通发展，车船制造业和水陆交通业发达，交通驿站效率很高，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海上运输极其繁盛，推动人员、货物进出运输顺畅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亚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保护贸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驿馆。陆路交通向东至朝鲜半岛，向西沿陆上丝绸之路可达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转而依靠海路。海路从扬州、登州出发可抵日本、朝鲜，从广州出发可以抵达波斯湾，唐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和海上商船运输达到相当繁盛程度。每年华商从广州等港口乘坐铜制货船载着中国产品出发驶向安南，也常去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征收船税的市舶使。
唐朝采取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唐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交易的商品，而且带来手工技术、建筑工艺、生产方法、医学、历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动唐朝达到鼎盛之势，成为世界性商贸、文化的中心。
唐时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师子国等派来大批留学生，唐朝成为培育外国人才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节和留学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往天竺取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知识。陆上丝绸之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海上船帆隐隐相望，鳞次栉比。
除了东西二都之外，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国商人数目庞大。据阿拉伯历史文献记载，庞勋作乱造成广州外国商人被杀数量达12万至20万之众；长安城内大型酒肆雇佣外国女服务员，长安富家还雇佣外国人。
隋唐前后所有这些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节、留学生、援军、流亡难民等来到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时期称谓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回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数超过980万，为我国第四大民族。
宋元对外开放达到高潮，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巩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北宋与辽（公元916～1125年）之间贸易时常被战火中断，处于和时通商、战时闭市的状态，双方在边界建有互市的“榷场”，辽输入宋产丝织品、茶叶、大米、图书等以及南洋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宋输入辽产马、羊、骆驼等。宋与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间也设置互市的“榷场”，宋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香药、生姜、肉桂等，输入骆驼、马、牛、羊、盐、蜜蜡、麝香等。南宋与金之间“榷场”交易的种类繁多，金主要输入茶叶、生姜、水果、糖、象牙、笔墨等，输出丝织品、甘草、红花、人参等，金入超规模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银。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开放、鼓励和招徕贸易政策，陆海交通四通八达，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超过了唐朝，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经成为国际化港口城市，均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自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到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战争频发，迫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贸易活动减少。宋朝以后外贸通道由过去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为主，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宋代造船业和航海业发展比隋唐时期又进了一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和航海经验积累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发展，为远洋贸易打下交通基础。北宋海上通商国家范围包括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南宋海上对外贸易超过北宋，对外通商国度超过四五十个，对欧洲贸易中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两宋对外贸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与亚、欧、非洲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外经济、文化技术双向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世界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特别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历代以来产品技术创新、贸易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增强了元代巨大的贸易优势。元代贸易势力随着军事扩张波及欧、亚、非大陆。元代统治阶层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异宝，贸易规模异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丝绸之路同时开通，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上海、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元代基本上允许商人入海贸易。元代通商遍及欧亚非，派使节对外招商，对外商给予优待和人身财产保护，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驿站的车马，免费享用官方给予的饮食，抽取关税较轻。
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强国，远洋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远方地域，商人成为远洋贸易的主体，把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航海技术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到达欧洲，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塑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开始的300多年里，中国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领导者，进一步巩固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明朝国力由盛而衰，对外由开放转向对民间海禁，由自由贸易转向朝贡贸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仍以海洋航运方式为主，对外贸易的范围更广。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与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洋贸易，采取朝贡贸易体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濒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巩固新生政权。在海禁的同时，明朝对外贸易体制由前朝的自由贸易转向朝贡（或堪合）贸易体制，要求外国以“朝贡”形式由各国官方组织商人与华开展贸易，统一由市舶司收购和管理，官方垄断对外贸易渠道和利润。这种朝贡贸易带有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是当时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贡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颁布海禁防止中国商民下海互市，保护官方垄断贸易的地位。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时期，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远洋活动扩大朝贡贸易的范围，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郑和下西洋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由官营垄断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徕政策，明朝朝贡贸易体制采取严格管制下薄来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税、给予高价收购、给予丰厚赏赐和给予多种优惠的措施，激励外国商人参与朝贡贸易。
由于明朝时期指南针广泛使用，地理、天文导航技术进步，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动开拓海外贸易，促进了与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虽然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发展对外贸易，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和航海探险。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其航海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欧洲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并带动了自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去南洋谋生、开发和定居的热潮，对东南亚地区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中期国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领导戚家军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并与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此时欧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明朝后期已经开始面临葡萄牙、荷兰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骗手段占领澳门，后长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岛，1624年占领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完整，推进了台湾的开发。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时禁时放。明隆庆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开放海禁，结束了维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私商海外贸易与外国商人非贡贸易增加，但明朝开始对贸易进行抽税。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击下，国力日渐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动，外国入贡减少，朝贡贸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转贸易维系，中国与南洋以远地区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阻断，中国与世界贸易经济中地位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交流的著名历史足迹，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之间交融互鉴、和谐共处的基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国进入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方面，可以体现生产技术、财税状况、金融活力、消费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况。“丝绸之路”是一条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体现了中国港口、造船、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艺术传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历史的足迹留给人类深刻的启示。开放与封闭关乎国运兴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非封闭不开放，海陆并存的丝绸之路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由封闭到被迫打开，对外贸易逐渐失去优势，日益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自明朝晚期，欧洲沿海国家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城邦之间、国家之间对外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外贸易，特别是奴隶贩运为欧洲积累大规模的原始资本，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16、17世纪欧洲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大肆对外殖民扩张和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日益尖锐，迫不得已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自守。中国因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而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开放程度已经远远不及宋元时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关到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实行间断性禁海闭关政策，体现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停闭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与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不得与内地商人开展贸易，不得发生资金借贷关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西方贸易冲击、肃清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国孤立于西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外，阻碍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闭关政策也使与南洋的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遭到限制，导致国力衰败。
1655～1684年间清朝严格禁海闭关，1717～1727年清朝对南洋禁海，1764～1784年间三次停闭恰克图中俄贸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对外开放。清朝废弃前朝的市舶司体制，设置海关掌管征税稽查，由下设牙行具体办理，而且对外贸易的官营与垄断性质日益浓厚。清朝严格的管制保持住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失去过去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先的优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已经居于下风，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几乎没有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不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错过西方掀起的工业革命机会，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受到西方列强大量廉价工业品倾销的打击。到清乾隆年间之后，中国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由于清朝关税政策实行从量税，正税税率较轻，而且外国商人以种种不法手段进行走私逃避征税，因此导致外国商品大肆涌入境内，外商在华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和贸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