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虽然面积不太大，人口不太多，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成为中西文化互相了解沟通的窗口和中西文化互相交流汇合的桥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澳门是西方基督教和文化科技输入中国的前沿据点
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天主教传教士就接踵而来，1576年罗马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下令在澳门设立东亚第一个教区，负责中国、日本等地区的传教事务。1579年与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到澳门，从澳门到广东肇庆等地建造教堂传教，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事业。据澳门教区统计，从1557－1644年，澳门天主教徒从400人发展到4万人。1594年，耶稣会士在澳门开设圣保禄修道院作为天主教在东亚传教和培训的总部。据西方学者统计，1581－1740年间，有483名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有些人如利玛窦、汤若望等还进入了北京宫廷，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澳门为前沿据点到中国传教。

西方传教士同时也是最初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锋，他们的很多活动是以澳门为基地进行的，通过著述、翻译、办学、行医、办报刊以及赴内地传教等各种方式，传播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如1582年从澳门进入内地的利玛窦绘制了《万国舆图》，是传入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1610年到澳门3年后进入内地的艾儒略编写了《职方外纪》、《坤舆图说》，进一步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1569年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用西医西药为人治病，这是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开始。死于澳门的熊三拔写了《药露说》，传播西药学。被称为“佛郎机铳”的西洋枪炮以及西式教堂建筑、教堂壁画，风琴等西洋美术音乐也都是从澳门传入内地的。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从罗马教皇那里得到西方图书7000部。1620年他和22名传教土一起将这批图书送到澳门，后来又将其中一部分送至北京献给中国政府。

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澳门为基地来中国传教和传播西方文化。如马礼逊1808年到澳门开展传教和文化教育出版活动，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写成传教小册子。他写的《杂文编》、《祈祷文赞神诗》等中文书也在澳门出版。他的儿子马儒翰1814年生在澳门，曾奉父命修改《圣经》汉译本。1939年澳门为纪念马礼逊，开办了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香港），继马礼逊之后，英国传教士米怜、美国传教士遴为仁、雅稗理、罗孝全等也来到澳门和中国内地活动。罗孝全所著《真理之权》、《问答俗话》等中文书也在澳门出版。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才转移到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

二、澳门是早期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
16世纪前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很少，主要信息来自神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一些商人水手的传闻。1535年澳门开埠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澳门，并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传教士到了澳门和中国各地后就向欧洲教会和亲友寄回有关中国的信札，除了汇报传教业绩外，还描述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利玛窦就写了许多中国札记。1613年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从澳门乘船回欧洲，在漫长的路途中把利玛窦生前写的中国札记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整理编辑，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并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他还在欧洲各地巡回演讲，引起很大轰动。1645年在澳门担任过耶稣会会长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出版了《中国通史》，也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通信集》，其中16－26卷收集了不少在澳门或从澳门到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的中国信札。

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澳门后也办报、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如马礼逊1812年翻译出版中国的《三字经》、《大学》等书，并编写介绍中国的《中国一瞥》（1817）、《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824）。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还编了《中文语法》（1815）、《华英字典》（1823）。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也在广州与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上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孝经》等中国文献。

三、澳门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窗口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向西方学习，摸索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道路，澳门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窗口。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探访夷情”就是从澳门开始的。他认为澳门的地理位置对于了解西方国家具有独特优势，他还聘译员翻译澳门的外文报刊以获得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包括原在广州后迁澳门出版的英文《广州周报》（又称《澳门新闻录》）、《广州纪事报》（又称《澳门纪事报》）等，还有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的报纸。林还把这些资料分类整理选编为《澳门月报》，共分五辑，即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并分送皇帝和有关大臣参阅。后来魏源编《海国图志》，其中“夷情备采”部分，也是采用澳门报纸上选译的资料。

洪秀全最初接触西方基督教是看了在澳门传教的马礼逊培养的第一个中国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他还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1835年7岁时进入澳门郭士立教会小学读书，1841年13岁时又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1847年随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1876年又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留美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后来他向清政府建议派幼童留美，并担任驻美留学生监督，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中作出杰出的贡献。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后常居澳门郑家大屋，并在此写作提倡学习西方与改革的名著《盛世危言》。

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离澳门仅37公里，少年时就多次去过澳门。12岁时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3年孙中山回国又经澳门到香港读书，澳门成为他往返省港必经之地和与朋友们聚议革命之地。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前往澳门行医一年左右，在镜湖医院任医生，并开设中西药局，提倡西医西药。他写的《致郑藻如信》刊登在澳门《濠头月刊》上。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是由澳门流亡国外的。